终其一生，荣德生或集资或独资，在家乡无锡乃至周边宜兴、常州、丹阳等城市造了近百座桥梁，宝界桥只是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一座。
因在公益事业上超乎常人的大手笔，荣氏成了无锡城里实业致富，又公益心炽的社会贤达的“领头羊”和“代言人”，其他士绅商人也纷纷仿效，“着了魔似的”投身公益事业。
1934年3月1日，荣德生60寿辰。他一直想在五里湖、太湖南北两岸间建造一座桥梁，便捐出了亲友馈赠的寿礼六万大洋，用来建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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尔后，花甲之年的荣德生，连日亲赴现场踏勘、选址，甚至参与测流、探土、桩基试验。很快位于无锡西南五里湖最窄处的宝界桥破土动工，雇佣了106名工人实行三班倒作业。到当年8月11日，耗资10万大洋的宝界桥就合龙通车了。这时，浙江的钱塘江大桥尚在建设中，宝界桥就是“江南第一长桥”。大桥的60个桥孔，则象征着荣德生的60寿辰。
自此，无锡百姓得以“舍舟渡而畅运，弃绕径以直达”，游湖朝发夕归。而无锡太湖胜景，也因此盛名远播。
造桥大业
荣德生的造桥大业，都是通过“千桥会”完成的。这是一个致力于地方桥梁建设的松散公益组织，发起人除了荣德生，还有同为锡商领袖人物的陆培之、薛南溟、祝兰舫等加盟，计划为无锡及其邻近地区造桥100座。
据江南大学教授陈文源介绍，“千桥会”原则上是和地方各承担一半造桥费用。但实际上，在有些特别贫穷的地方，造桥仍是全由“千桥会”出资；有时则是“千桥会”出钱出料，村民出工；还有一种情况是村民的桥梁修建一半后，便再无钱续修，“千桥会”就出钱继续修完——所以当时无锡人就有了一句俏皮话“造桥荣老板报销”。
造桥计划的具体实施，则是由贾茂青和朱梅春主持的“百桥公司”来完成，他们是荣氏多年倚重的建筑管理与技术人才。
千桥会完成的第一座桥梁，是无锡南长街东南面古运河上的大公桥。当时，古运河之西有薛福成家族的永泰丝厂，桥东居民区的工人们每天上班都只能从东面的跨塘桥、南面的清名桥绕行，因此耽误上班时间，导致工资被扣。
更为严重的是，某日有工人从古运河渡口摆渡去对岸，一时不慎，竟落水溺亡。
于是工人们纷纷议论，能否在工厂前的运河上造座桥？一呼百应，纷纷捐钱，千桥会也发动集资，不到一年，一座钢筋水泥的大公桥就建成了。
千桥会一直运作到1937年，因抗战爆发才被迫中止。此后无锡故老一直传颂“荣德生造桥88座”。其中荣德生自己最看重的，还是宝界桥。
宝界桥之外，荣德生所造的其他桥梁今在何处？其建造过程及规划的原始资料又在何处？江南大学陈文源教授说，“造桥88座”的说法，最早见于《无锡市志》。后来在荣氏史料《梅园豁然洞读书处文存》中，陈教授又找到了一篇《千桥会造桥记》，其中列举了88座桥名。
改良社会
糅合了儒家“民胞物与”传统和近代改良社会理念的荣德生，从此便以实业家身份，终生致力于大规模公益事业。
参加全国工商会议的同一年，他和兄长荣宗敬本着“为天下布芳馨、种梅花万树，与众人同游”的宏愿，在太湖东山、浒山一带购买了150亩山地，兴建了这片对公众免费开放的梅园。在后来的无锡城史中，这被视为近现代锡商群体共同热心公益、造福桑梓的序幕。
梅园免费开放后，小商小贩穿越其间，荣德生没有将他们挡在外面，反而为梅园能给他们带来生计而高兴。
1914年，由荣德生发起，众多锡商共同出资，建造了自梅园至西门迎龙桥间宽9米、全长近9000米的开源路。这是无锡西郊第一条大马路，它还联接锡宜公路，是贯通6省2市的要道。随后，荣德生又领头捐资辟建了无锡火车站至惠山的通惠路，并陆续修筑城乡各支路。到上世纪20年代末，无锡商人们的捐资筑路里程，已近50公里，近代无锡的路网骨架，至此成型。
1920年代，荣家产业大发展，成为商界巨擘。荣德生的视野，随之更加宽阔，提出了以无锡为中心的太湖实业港设想：利用太湖的水利交通优势，将无锡、湖州、苏州等城市联系在一起，依托上海港口和市场，大力发展纺织等轻工业，形成横跨江浙的大工业带。
因在公益事业上超乎常人的大手笔，荣氏成了无锡城里实业致富又公益心炽的社会贤达的“领头羊”和“代言人”，其他士绅商人也纷纷仿效，“着了魔似的”投身公益事业。
无锡县总商会会长钱孙卿、江南大学著名教授钱基博的孪生兄弟，也是以荣德生为楷模，在40年代末用60寿辰礼金捐建了二泉桥，将鼋头渚与太湖中风光秀美、却人迹罕至的孤岛中犊山联成了一体。乡人为感谢二钱，便将之称为“二钱桥”，后来就谐音成了“二泉桥”。
中坚力量
商人荣德生们的群体发力，于无锡这座城市的贡献，远不止是造桥，他们还关注教育、赈灾、城市规划……乃至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。
荣德生直到72岁，仍在眺望家乡的未来。1946年6月14日出版的无锡当地报纸《人报》，刊登了一篇《荣德生谈建设大无锡》报道，文中荣德生对记者谈到：“就无锡之地形言，东邻苏州，西毗常州，逐步发展之结果，苏常锡可能达成一片。故就建设大无锡之远景言之，极度发展之大无锡，将为雄踞京沪线、并合苏常、人口数百万之大都市。”
与此豪言成为鲜明对比的是，已经跻身中国最富有者行列的荣德生，在生活上却并无奢求，他终生只穿布鞋、布袜、布衫。在一张他去上海所属工厂视察时拍的照片上，还可以清楚地看到，他的长袍比其他人的都短一截。
荣德生还格外关注教育，从1906年的荣氏公益小学开始，荣氏先后创办了竞化女子学堂、公益工商中学、江南大学……终其一生，仅在无锡一地，荣氏就兴办了9所小学、1所中等职业学校、1所普通中学、1所四年制本科大学和1个藏书近20万卷的图书馆。
在荣德生的带动下，无锡商人捐资办学蔚然成风：祝大椿办大椿小学、周舜卿办廷弼中学、浦文汀办雅言小学……到1920年代，无锡的新式学堂，已从清末的120所陡增至380所，并形成了初等、中等、职业教育并举的格局。
钱穆曾这样描述当时锡商们的办学热情：“晚清以下，群呼教育救国，无锡一县最先起。”“凡属无锡人，在上海设厂，经营获利，必在其家乡设立一私立学校，以助地方教育之发展。”
正是在这种重商、重文，商文互补的和谐氛围中，无锡的教育水准，也有了飞速的提升。仅无锡鸿声镇，就走出了4位中科院院士：钱伟长、钱临照、钱令希、钱俊瑞，还有国学大师钱穆。
荣德生等人热心公益的传统，甚至延续至当代。1994年，当老宝界桥逐渐不能满足交通需要时，已成香港商界达人的荣德生之孙、荣毅仁之子荣智健又捐资3000万港币，在老桥旁边又续建一座新宝界桥，两座设计风格、外观造型几乎完全一致的宝界桥，在湖中倒映，交融，或许这正是百年无锡平和而悠长的商人力量。
散财治乡
荣氏之热心公益，或缘于无锡士绅们一直以来崇奉的范蠡“仁商”精神。他们素来不排斥经商，而且还有一种“良贾何负鸿儒”的认同，认为“仕商异术而同志”，于是在晚清民初的实业报国热潮中，纷纷转身成为商人，同时多有“货殖以起家，散财以治乡”的热切愿景。
虽然已是商人家庭第二代，但荣德生与旧时士绅子弟一样，8岁入私塾，9岁开始读《大学》《中庸》等古籍，稍长些又时常听父亲荣熙泰强调“一家有余顾一族，一族有余顾一村”。1896年，荣熙泰病逝，弥留之际再次强调“如有能力，即尽力社会。……推而进一县一府，皆所应为。”(《乐农自订行年纪事》)
无锡有分送乡人除夕米的传统，荣德生自幼对此印象深刻。1897年，尚未发迹的荣德生受众人之托参与送米，他“沿路听苦者送之，是为代劳慈善之举，下年习以为常”。(《乐农自订行年纪事》)
实业有成后的荣德生，越发推崇儒家互助仁爱思想。他认为宋代范仲淹首创的义田是“盛举”，因为“族人贫富不济，且有鳏寡孤独之无依者，有义田租息以给养之，庶几人无所失”。1906年，荣德生创办荣氏公益小学，这是其践行公益的肇始。
另一令其终身热切公益的动力，则是民国初年席卷全国的“实业报国”热潮。从晚清状元张謇下海开始，许多士绅认为“共和底定”之后，最重要之事就是创办民族实业、振兴国货以图自强，实业有成后，再将大批资金投入地方公益事业。
1912年，荣德生作为无锡商会代表赴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工商会议，眼界大开，认为“加强自治、兴办公益”是地方实业家的责任，回到无锡后便以“乐观子”为笔名写了《无锡之将来》一文，作为无锡实行地方自治的纲领。文中还有一些美妙的超前设想，如在无锡城内建造大型商场，在龙山、锡山一带山上修建居民住宅区，在太湖之滨建别墅群，在这些居民区附近建公园等娱乐设施，修建高塔供人登高望远看太湖美景等等。
他还希望无锡引进大的电气厂，让无锡走入电气时代。他认为，若有大发电厂集中供电，不仅居民能用上电，企业生产成本也会降低。
这是无锡近代最早的城市规划：修马路、建电厂、建商场、辟民居、建展览馆、开发旅游区……对无锡未来的方方面面都提出了自己的设想，最终要建成一个“世外桃源大无锡”。